⊙黃詩婷
自許做一個「溫和、堅定、建設性反對派」的王丹，日前應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之邀發表演講時表示，做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不僅要站在批判的立場，糾察社會、糾察政府，更要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用實際行動「介入」社會。
龍應台文教基金會思夏隆「你所不知道的中國」23日邀請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王丹主講「社會轉型，知識分子轉什麼？」由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錢永祥主持。現場350位聽眾到場聆聽，討論熱烈。
王丹認為，轉型社會最需要的就是「公共知識分子」，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是經過蠶蛹螁化的養成過程，他指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透過批判的方式，把資訊轉化為知識加以吸收；將知識與社會問題連結，加以思考；結合思想與行動，發揮等量的社會影響力，才能成為一個知行合一的「公共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不僅要『介入』、要『社會關懷』、要有『公共性』」，王丹強調，「知識分子更應該站在批判的立場，糾察社會、糾察政府，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忍受孤獨的精神特質」，他也以「刪繁就簡三千樹，標新立異二月花」強調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用簡單的語言，表達深刻的思想，避免『吊書袋』」，才能和人民溝通，發揮社會影響力。
王丹將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區分為三代，第一代是30年代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典範，「在1957年被毛澤東全面整肅告終，留給近代中國歷史最大的精神創傷。」第二代是改革開放的80年代及包括八九學運在內的學生，因為親身經歷所謂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的幻滅，產生反省和行動。第三代，包括藝術家艾薇薇、維權人士譚作人、寫博客的韓涵等年輕世代的知識分子，王丹認為「他們的方式可能另類，卻會成為中國大陸轉型的重要力量。」
一位來自香港的老師，認為台灣可以對中國發揮體制外的影響力。王丹說，中國大陸確實有很多知識分子認為台灣對中國的社會發展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但是，王丹提醒在很多現實的考慮下，這樣期待可能過高，不過，王丹特別強調，台灣的公民社會發展與民間非營利組織的力量，確實讓中國大陸的維權人士得到鼓勵，他也期許台灣的媒體能對中國大陸有待改進之處，發揮監督建言的功能，藉以補足大陸媒體的不足。
一位大學生詢問公民社會的力量是否造成政府的壓力？王丹認為，中國大陸現在的公民社會已經具備一定的實力，他以「綠壩」事件為例，公民社會在結構上已經對政府構成壓力，未來兩者之間的衝突將會越來越多，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也會迅速增加，王丹預期「未來的焦點，將會集中在網路上。」
即將在國立政治大學任教的王丹自許做一個「溫和、堅定、建設性的反對派」，他同時期許台灣的年輕人，做一個看向「基層」、把批判與社會連結的公共知識分子。◇